那年春天，周立波71岁，他躺在北京的病房里，手里紧握着刚写完的手稿，不断反复翻看，然而却再没有力气写下最终的那句话。他心里明白自己的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。七个月之后，这位从湖南益阳走出来的身为农民儿子的他安静地离开了人世，留给中国文学的，并非是什么华丽的辞藻，而是那些有着泥土味道、带着乡音的文字，还有他最后的那句“全部积蓄捐给国家”的遗言。
1908年8月，周立波于湖南益阳清溪村一个贫困农家诞生，其父母为他取名周绍仪。家中极为穷困，然而他自幼便对书籍偏好有加，在村里私塾、乡校里相较于其他人都更为认真。1924年，16岁的他考入长沙省立第一中学，首次接触到新文学以及进步思想，课本之外的报刊和青年社团使他见识到乡村以外的中国。1928年春，这个农村青年怀揣着仅有的路费前往上海，在那座喧闹且压抑的城市里，他撰写下了第一篇得以见报的小稿子。上海街头呈现着拥挤的状态，生活处于拮据的情形，然而那些冲突以及挣扎，经由后来的转变，皆化作了他作品里具备沉甸甸之感的力量。
30年代初期的时候，周立波加入了左翼作家联盟，他一方面从事翻译外国作品的工作，另一方面自己进行创作。1932年，他于上海参与革命活动期间被捕入狱。牢房之中的岁月是艰难困苦的，冷水、饥饿以及孤独交替出现，然而他并未屈服。那段艰难的日子如同一把钝刀，将他磨砺得更加坚毅刚强，同时也促使这个年轻人真切地领悟到什么是底层人的坚守。后来他时常讲，牢狱经历是自己能够成为作家的一种“因素”，并非所有人都能够在黑暗之中依然保持清醒的目光。
公元1939年，周立波抵达了延安，在鲁迅艺术学院从事教书以及翻译工作，并且切实遭遇了战争。他跟随部队往南行进，担任战地记者，亲眼目睹了普通人在枪炮轰鸣声中的恐惧与信念。他不撰写那些宏大的口号，而是记录战士们如何进食、老百姓怎样躲避炮弹、孩子怎样在废墟之中寻觅爹娘。他将自己的命运融入历史之中，文字便有了温度。彼时他领悟到，真正优秀的事物并非编造出来的，而是通过双脚实地走出来的。
战后，周立波没于城中留作作家，而是径直投身农村。他前往东北参与土改，又返回湖南老家清溪村，与乡亲一同种地、用餐、闲聊。1955年春，他索性全家迁至益阳桃花仑乡，居入农民群体当中，去参与农业合作化运动。就在那段时期，他着手撰写《山乡巨变》，1958年在《人民文学》连载，引起极大轰动。书中并无华而不实的装潢，皆是农村变革里那些真实之事：乡亲们的欣喜、困惑、争执，以及对未来的期望和现实的差距。他创作了《暴风骤雨》，还创作了《铁水奔流》，也创作了《山那面人家》，每一篇作品均是朝着记录农民声音的方向而去的，并非为了名，且并非为了利，仅仅是想要让那些遭遇被忽略状况的人能够被看见。
在文革持续的十年期间，周立波遭受了批斗，致使身体遭受损害而垮掉，直至1973年方才出狱。即便病到连行走都极为困难的地步，他依旧在坚持写作。于1978年时，他发表了短篇小说《湘江一夜》，并获得了全国短篇小说一等奖。就在那年的春天，他住进了医院，稿子放置在腿上，看了一遍又去修改一遍，然而就是无法续写结尾。到了次年的9月25日，他在北京离开了人世，在他的床头还摆放着那叠手稿。他的妻子在整理遗物的时候发现，他积攒了一生的积蓄数量并不多，却全部都捐献给了国家。这位从农村走出来的作家，直至去世都始终铭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。
周立波生存了71年之久，进行写作达40多年，所留存下的并非是那些考试所需背诵的名句，而是一个个具有鲜活生命力的人物形象：比如是东北屯子里经验丰富的老把式，是湖南山沟里负责互助组事务的组长，是湘江边上的老船夫。他用双脚踩踏过的区域，用手扶过的犁把，凭借双眼见过的人物，全部都转化成了纸张上的文字。直至今日翻开《山乡巨变》这本书籍，依旧能够听闻清溪村的风声；阅读《暴风骤雨》时，仍然可以闻到黑土地所散发出来的腥味。他已经离世将近五十年，然而那些文字却仍旧在土地里生长着，还在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内心深处回响着。
你上一回阅读周立波，是在啥时候呢，打开他的哪一部书籍，致使你听到了故乡的声响呀？
